想获得投资、实现社会影响力?从社会影响力报告的转变开始

采用新方式进行报告,不仅是为了让报告‘长得’比较商业而已,更要将商业思维在组织中内化,社会影响力报告不仅用于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方案,还应该使组织获得其他可能性或成长的机会。

在过去超过十年半的时间里,商业语言在社会领域中被不断普及应用,为人所接受,并逐渐被人习以为常。在公司董事会中常常出现的,诸如“影响力”、“规模化”、“投资回报率”等术语,现在也成为那些时常会在非营利组织走廊或小隔间中,“蹦出”的词汇。无独有偶,非营利组织在对影响力进行报告时,也或多或少地有着商业报告的影子。正如大社会资本(Big Society Capital)的前任CEO,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(Bill &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)高级顾问Nick O’Donohoe所说,“社会影响力报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,以前报告大量依赖于趣闻轶事,现在,大家更关注以目标为导向的、可被测量且可供报告的清晰结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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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lia Morley

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会计系讲师Julia Morley认为,社会领域影响力报告方式的变化,在社会领域中有着深远影响。她说,“对于一个有着社会使命的组织而言,如果要吸引投资,不能仅仅依靠其慈善特质所赋予的‘道德合法性’;相反,它需要通过商业语言以及绩效报告,证明其已做好了接受投资的准备”。

在研究中,Morley将关注点放在了社会投资领域里,那些推动报告方式转变的精英人士上。通过大社会资本网站、领英个人主页等公开途径,以及对35位从事社会投资专业人士的采访,Morley收集到了219位服务于英国社会投资领域的样本信息(O’Donohoe也在该样本中,是Morley的采访对象)。随后,她对样本所属团体进行归类分析,发现在样本成员之间,成员相互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。具体来说,这些成员在教育背景、职业背景和兴趣上,有一定的联系和共性。

“从事社会投资的专业人士是由密切相连的一小撮人组成的,”Morley如是说,“总的来说,他们的背景极为相似。”在219个样本中,超过52%的人曾从事金融行业。这些人中,很多人曾在诸如高盛的蓝筹金融公司,或是诸如麦肯锡的顶尖咨询公司工作。在样本中,37%的人曾在诸如哈佛商学院等顶尖学府获得学士或研究生学位。而今的他们,则可能与样本中其他人合作,作为董事会成员,共同服务于某一类的社会投资。此外,他们大部分人都活跃于全球影响力投资的组织网络中。“因此,他们相互连接,形成一个能推动重大变革的强有力网络”,Morley如是说。

Morley强调,这个由社会投资专业人士形成的网络,是推动商业语言以及商业思维在社会投资领域的应用,并逐渐形成强势地位的重要力量。通过一系列的采访,Morley发现,社会投资者们现在普遍希望,其所投资的机构是商业严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有力结合体。她说,“对于有着社会使命的组织而言,是否能与潜在投资者使用同样的语言,是其能否成功地向潜在投资者证明其值得获得资金的关键”。

然而,Morley也提到,社会领域工作者和曾在金融圈中混迹,后又转入影响力投资的行业人员之间,存在文化“代沟”。她说,这两个群体“使用了几近不同的方言进行对话,这种现象偶尔会导致沟通不畅,甚至增大了双方间的分歧,减少互信”。

上述文化“代沟”导致的后果之一是,从事社会领域的一方可能会忽视影响力报告的重要性。Morley说,“采用新方式进行报告的组织也许仅仅是为了让报告‘长得’比较商业而已。上述行为忽略了商业思维在组织中的内化,反而以‘改善效率’之名,束缚组织行为,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组织仅将报告用于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方案,错失其他使该组织获得其他可能性或成长的机会。Tanyella Evans是一个名为“众人图书馆(Library for All)”的联合创始人兼CEO,该组织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提供电子书物。Evans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谨慎观点,“现在在“社会投资”领域,逐渐出现了使用‘虚空指标’的危险趋势”。如果这个趋势持续蔓延,Evans认为,“影响力报告除了有门面的装饰作用外,什么都不是”。

为避免这种情况,O’Donohoe建议,有着社会使命的组织应该“广纳贤士”,使其发布的影响力报告能以不同但完整的方式呈现出来。他说,“这些组织不仅需要商业头脑敏锐,并以数字为导向的专业人士;也需要那些能真正了解其社会使命,及其帮扶对象的人”。

作者 | Corey Binns
翻译 | 陈祺《社创客》
图片来自网络,感谢原作者
原标题:Terms of Investment
文章来源于《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》www.ssireview.org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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